梵语的历史演变

在印度，梵文的书写系统的选择，受抄写者所处地域的影响。随着时代与地方的不同，书法与字体也逐渐地产生差异。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北方的梵字逐渐变成方形字体，南方的梵字逐渐变成圆形字体。至四世纪，两者之间的差异已极其明显，并最终演变成为属于印度-雅利安语支的各种语言。

粗略地说，方形字体，在公元4到8世纪，演化出笈多文（Gupta）。7世纪时则演化出了那格利（Nagari）体，最后在11-12世纪的时候被天城文所替代，焚文就此定格。

从笈多文向天城文演化的过程中，事实上还存在很多变体，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悉昙文，下文将继续论述。而梵文与各种印度北方俗语的相互作用，衍生出如下这些现代印度官方语言：印地语、孟加拉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尼泊尔语等。

圆形字体则在南部的达罗毗荼语系（Dravida，又称德拉维达语系）区域使用，并与南方的俗语相互作用，衍生出如下这些现代印度官方语言：泰米尔语（由帕拉瓦文（Grantha）演化而来）、泰卢固语、卡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等，以及在斯里兰卡国使用的僧伽罗语。

上面提到的笈多文，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大，东晋时期鸠摩罗什大量翻译的佛经、以及其后的法显法师赴印度求法时，都是使用这种样式的梵文。而这种文字流传于龟兹、于阗等地，又演变成吐火罗语（存于公元6-8世纪），成为焉耆、龟兹、月氏、康居、大宛等国家的语言文字。总之，中亚地区国家的古代文字形成，受到梵文影响很大。

公元6世纪，由笈多文字衍生出悉昙体（Siddham），梵文的意思为“成就”，它是梵文书写体演化主流中的一个过渡状态，但却是唐初玄奘法师西行时期印度流行的梵文，并因玄奘法师传入印度梵语教学所用的《悉昙章》而得名，并在中国及日本保留至今，成为梵文的一个独特流派。

此后的佛教密宗，严格要求用梵语语音念诵真言，引发了隋唐以后对梵语语音的研究，学者们通过分析梵语声母与韵母的结构，产生出了对汉字读音的反切注音法，从而扩大了汉语的流布。

在中国宋朝时期，早期形式的天城体梵文曾在汉地、辽、大理流行过，现完整保存于公元1035年刊印的《景佑天竺字源》中，并且东传到韩国、日本。

厚重、美观的兰札体字母流行于西藏和尼泊尔，并且随着中国清朝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流行于中国汉地。西藏同时还使用一种叫做瓦德体的字母来书写梵语，其实它只是兰札体的一种无头化变体。藏文、蒙文、托忒蒙文、满文都有用各自的文字转写梵语的体系。

众所周知，许多汉语词汇，是从梵文佛典直接音译过来的。到了20世纪初，这些语音材料，为测定古代汉字发音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成为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工具——对音法的基础语音材料之一。

梵语做为殿堂语言，对语言的规范化非常重视，古代印度的声明学即为梵语的语法学说。

现存最古老的梵语文法是波你尼（天城体书写：पाणिनि，拉丁字母转写：Pāṇini）的《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成形，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此有所记述。波你尼文法的本质是规范性，它定义而非描述了正确梵语的用法。

此后出现的一些印度史诗，用语偏离波你尼的规定，应该是受到了俗语的干扰，或者是革新而致，体现出梵语文法的时代发展特征。但是，波你尼所制定的基本范式，仍然是现今梵语语法的基础。

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所著的的《大唐西域记》卷二，和义净法师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中，都记述了《悉昙章》是印度6-7岁儿童学习梵语的启蒙读物，包括先学梵文字母（玄奘记47个，义净记49个），然后通过“寓物合成，随事转用”的方法讲授语法，有12章（玄奘）或18章（义净）不同的教材，需要学习6个月才能结课。

对梵语语法的研究，是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