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剧本创作水平怎么样

或许是为了利用“林黛＋张爱玲”的牌子造势，打出一个“双响炮”，重磅推出公司明星级的编剧与制作，搭配五十年代香港国语片最耀眼的女明星，香港“电懋”一直要等到张爱玲完成第二个剧本——即工作计划中第一个项目——《情场如战场》，才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于1957年5月公诸于世。

早于此前半年，即1956年11月号“电懋”公司的官方画报《国际电影》中，就刊登了《情场如战场》的宣传专页。

内文写道：“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以写《传奇》、《倾城之恋》等小说名驰文坛……她的写作才能是多方面的，所写的舞台及电影剧本，另有她的独特风格。去年国际公司成立剧本编审委员会，她被邀担任编审委员之一。”接着，“笔锋一转，她却成了林黛出场的台阶”，下文便介绍张爱玲如何欣赏林黛的演技，一再叮嘱该戏无论如何要由林黛主演，因为女主角的个性与外型都是以林黛为原型来创作的。

然而将张爱玲过往的文学光芒与“林黛在彼时彼地的名气（如今叫‘人气’）来较量，前者多少有点落难才女的况味，她所拥有的只能算是虚名，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前途无可限量’。而张爱玲的处境之所以使人感喟，乃在于她越是被摆上神枱，越似是明升暗降。”

《情场如战场》原名《情战》，林黛在片中扮演一个喜欢收集追求者、玩弄爱情游戏的女孩。张爱玲曾在1983年的《惘然记》中透露《情场如战场》是根据Max Shulman创作的舞台剧《温柔的陷阱》（The Tender Trap）改编而成。然而两剧情节缺乏对应性，这一直成为学界未解的悬案。

直到冯睎乾、迈克等多位学者先后考证出，《情场如战场》并非改编自《温柔的陷阱》，其原素材多半来自于宋淇当时寄给张爱玲的、由Terence Rattigan所写的《法语无泪》（French Without Tears）。

至于《温柔的陷阱》，张爱玲的确于1957年根据该剧草拟过一份故事大纲，宋淇收到大纲后，回寄给张爱玲一个叫《温柔乡》的故事，但张爱玲并未完成该剧本，这个故事最终转移到易文手里，由他编剧并导演成电影《温柔乡》，于1960年上映。

因此将《温柔的陷阱》当作《情场如战场》的出处，实为张爱玲二十多年后的误记。此外，“李欧梵则从影片风格考察出《情场如战场》与好莱坞都市浪漫喜剧《愿嫁金龟婿》（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1953）、《绅士喜欢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在‘钓金龟婿’的讽刺情节设计上渊源颇深”。

1957年，张爱玲写成了一个名为《负心汉》的剧本，这个本子来自于她自己的原创，其后公司将该剧改名为《桃花运》，于1959年公映，英文标题保留了张爱玲的原名《The Wayward Husband》,而张爱玲最初也想给该剧本取名为《桃花运》。

1958年，宋淇推荐张爱玲改编由Terence Rattigan所写的另一个舞台剧本《While the Sun Shines》，该剧曾于1950年改编成电影于好莱坞公映。张爱玲接受这个建议，写成《六月新娘》，于1960年上映。

从通信中可见张爱玲改编西剧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反复地修改，写到后半部分竟遇到许多困难，导致宋淇发电报催促，剧本最终赶完，其结构与情节令张爱玲自己也非常满意。

1961年，宋淇寄来《小儿女》的故事大纲，而此时张爱玲正在写作英文小说《易经》。其后，为了给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支付医药费，张爱玲决定回香港为“电懋”连写几个剧本。

自1961年11月初起，在香港逗留了五个月，其间也访台为小说搜集资料，先后完成《小儿女》、《红楼梦》（上、下集），以及《南北一家亲》等剧本，其中《南北一家亲》挂名秦羽原著，而“她写〈红楼梦〉剧本很可能收不到钱，不但几个月的心血付诸流水，而且她欠宋氏的医疗、食宿费也无从偿还，为此她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已濒临决裂关头。”

《红楼梦》一片由于被“邵氏”抢先开拍，“电懋”只好放弃，又因张爱玲反复修改，公司尚未拿到定稿，制片计划胎死腹中，于是没有理由领取稿费。

同时，“电懋”这一期间管理混乱，资金周转不灵，就连宋淇也长期抱病请假，1962年底更向陆运涛致信请辞，最后《红楼梦》的剧本也下落不明。

1962年9月号的《娱乐画报》则对次月上映的《南北一家亲》有一段报道：“故事大纲由秦亦孚（秦羽）执笔，编剧由名女作家张爱玲执笔。这是电懋当局早与张爱玲取得默契者，但张爱玲侨居美国多年，对香港现实环境有了生疏，所以迟迟未能下笔。电懋当局俯候再三，张爱玲决定来港编撰，抵港之后，张爱玲即深入各阶层实地观察，搜集素材，准备充份，才开始动笔……”

数十年后，香港编剧林奕华读到这篇报道也不尽感叹张爱玲的生存境遇，“洋洋洒洒的背后，其实藏有多少隐衷？”

张爱玲自1962年3月返回美国后，长达一年没有与宋淇夫妇通信，但是她继续为“电懋”编写剧本，包括根据英国舞台剧《真假姑母》（Charley’s Aunt）改编的《南北喜相逢》（初题为《香闺争霸战》），该剧本直到1963年5月才完工，而同期根据好莱坞名片《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1931）改编的《一曲难忘》则早于《南北喜相逢》写成。

1963年1月24日，张爱玲恢复与宋淇书信往来，“却完全没有提及居港期间的一切不快”，一直保持着朋友和工作伙伴的关系直至张爱玲的逝世。

1963年5月，张爱玲给宋淇寄去根据Emily Brontë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改编的《魂归离恨天》的故事大纲，随后便编写剧本，“独立苦思”，反复修改，直到10月完成定稿，还曾向宋淇提议用《永别了爱人》作片名，说该名来源于二三十年代大陆翻译的西方小说，“尽管有点滥调，但够‘醒目’。”

可惜1964年6月20日陆运涛在台湾遭遇空难逝世，该片的拍摄计划就被无限期搁置了。

起初张爱玲只打算写一两年剧本糊口，没想到一写就是八年。评论界一直对张爱玲为“电懋”编剧时期的作品质量反应平平，认为艺术价值不高，既没有深度，也缺乏新意，甚至将其贬为“文丐”（hack）。

但根据冯睎乾查找第一手资料所再现的张爱玲为“电懋”公司进行剧本创作的过程，本文认为张爱玲在剧本的选材、细节创作中都保持创作的自主，并未为谋生计就抛开创作意识，甘为一个平庸的写手。

通过前文的分析，也能看出张爱玲的剧本创作完美地移植了西方戏剧经典框架，从内容到结构以及细节元素等各方面进行再创造，其个人风格也并非荡然无存。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总能体会到张爱玲的乱世情怀，为人世的苍凉而“哀矜而勿喜”；但在张爱玲的电影里，我们发现了她的另一面，“张爱玲另外一面是很喜剧化的”。

此外我们也必须接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借西方舞台剧或电影剧本加以改动，洋为中用，辅以中国的家庭伦理成分使之“本土化”，是一个普遍的电影剧作模式，但也绝谈不上光彩，难得张爱玲在其文章里对此坦荡供认。

张爱玲的才情曾深受夏衍赏识，一度邀请她在新中国成立的上海电影剧本制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张爱玲一贯的“非政治”态度使她自知难以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南来香港又远赴美国，自愿放逐。

从张爱玲为“电懋”创作剧本的八年历程里，我们能看到她自我选择的坚毅和落难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