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晚年怎么样

周作人的第三笔收入来自译书方面。从1950年开始，他在之后的十几年中，翻译过多部外国小说，比如《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古事记》等，这笔稿费也非常丰厚。而最后一笔收入则来自亲朋好友的援助。

周作人曾经把朋友援助他的每一笔收入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不管是经济上的援助还是物质援助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其物资也都非常多，光是鲍耀明就先后给他寄了各种奶粉、咖啡、猪油等食品或药物不下50次。

除了以上四笔收入以外，周作人还有两笔数目较大的收入，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日记卖给了鲁迅博物馆，一共得到了1800元。由此可见，周作人每个月的收入都还算是相当高的，而且当时我国刚刚建国，国内百废待兴，百姓们生活艰难，物价自然也比较低，相比之下，周作人简直就是有钱人了。可既然他的收入这么高，为何还会喊穷呢？

根据相关记载，周作人晚年最大的开支就是治病，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和弟媳身体都不好，几乎每天都要看病吃药，一个月下来，光是治病的费用就是几百元。此外，周作人每个月还要接济长女一家的生活，接济费用平均每月40元左右，直到1965年为止。

而且周作人出手向来比较大方，如果有朋友来家里拜访，他总会回送朋友一些礼品或旅费，如果朋友有困难，他也会尽量帮助对方，所以一个月下来，也需要不少开支。

而在周作人个人的生活中，也并没有特别地节衣缩食，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他平常花钱也大手大脚地，并不会刻意去精打细算，只有在钱花完以后，才会开始为钱苦恼。所以虽然晚年时期，他的收入远远不如年轻时高，但生活品质却并没有下降分毫，再加上有朋友不断地供给，使得他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他就更加不会刻意去节俭了。

除了以上的固定开支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开支，比如每年要交80元房产税，邮寄信件时的邮费等等。可以说，周作人前期的晚年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奢侈的，收入水平也比较高。但是从1965年以后，他的收入就开始变少，朋友对他的接济也在不断地减少。

此时的周作人虽然依然经常和朋友通信，却再也没有闲钱去买零食和点心了。

1966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人文社还取消了周作人每月固定的200元预支稿费，让他失去了公费医疗的同时，还没钱治病。再加上他的儿子又因为被错打成右派分子，降低了工资，他的儿媳也因此受连累，无法加薪，每个月只有70元工资，这些都导致他们一家的生活极为拮据，全家人就靠着儿媳那点薪水生活了。

在1966年8月的时候，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周作人家里，要对他进行批判。这些红卫兵先是打砸了周母的牌位，接着又命令81岁的周作人跪下，一边逼迫他交代罪行，一边用皮带抽打他。而周作人的儿子也同样被拉了出来批斗，情况极其惨烈。

在这过程中，周作人正式停笔，他的儿子也被打瘸了腿，家里更是被这些红卫兵搜刮得一干二净，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周作人一家的生活从此陷入困境。

周作人就跪在屋前冰冷的地上，接受着批判，下雨的时候，儿媳曾恳求红卫兵让他回来屋子里，可红卫兵起初并不肯，后来还是考虑到不能让周作人死了，这才让人把他抬进浴室里。周作人在这个浴室里待到了秋冬，后来由于浴室潮湿寒冷，实在无法过冬，周作人又被准许挪进了厨房。这个厨房从来没有住过人，四面漏风，摇摇欲坠，还是儿媳赶忙修补一番，这才勉强住得下人。

周作人被关在这个小棚子里，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他整日躺在木板上，脸色苍白，衣衫褴褛，已无力起来，可那些红卫兵却还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他，叫他起来。在吃的方面，当时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个月10元，他们还吩咐粮店只准卖粗粮给周家。所以周作人一日三餐都是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因为营养不良和长期躺着，周作人的双腿很快就浮肿起来。

到了1966年末，周作人再也无法忍受，他多次给周恩来写信，请求他批准自己服用安眠药安乐死。可还没等到政府同意，周作人就在次年的5月6日这一天猝然去世了。

周作人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年轻时的他曾意气风发，名利双收，到了晚年时期，却过得甚是凄凉，尤其是在临终前的最后那几个月，更是受尽了折磨和屈辱，完全印证了他的那句“寿则多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