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和唐筼的爱情故事

来到伦敦之后，英国最著名的眼科专家斯图尔特·杜克-埃尔德亲自主刀，给陈寅恪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之后，他的视力终是复明无望。陈寅恪，一个著书立文的学者，失去了眼睛，他以何为业呢？没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他凄然落笔，“去年病目今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此后的日子，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手笔。

1962年，陈寅恪在家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导致其股骨再也无法长合，此后余生只能长卧于床上。陈寅恪暮年曾对身边的人说：“一个人没有了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

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命运带给一个自负、自傲与清高的生命，怎样的一种凌辱！幸运的是，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在身边，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1969年10月，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

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唐筼作为一位北洋新女性，德才兼备，却在遇到陈寅恪之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生死相随。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让快餐式爱情的现代人汗颜。

陈寅恪曾提出“五等爱情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

二等，“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为其忠贞不渝，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等。

三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爱了，也有过肌肤之亲，然后就再也放不下了，如司琪和潘又安。

四等，“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这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的，这样的婚姻生活以平淡为基调，以稳定为最高准则。

五等，“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对于见一个看上一个的花心大萝卜，这样的感情已经不能称为爱了，是对爱的亵渎。

若依陈寅恪的爱情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唐筼的作为，爱到为他生，为他死，却生生提到了一等爱情，“甘之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