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一生是怎样的

儒家四部经典他翻译了三部，《论语》、《大学》、《中庸》纷纷出现了海外版本，在林语堂前去国外留学的时候发现，辜鸿铭的翻译本已经作为了国外许多大学的教材。这里透露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辜鸿铭非常受到国外文学界的认可。

翻译本那么多，为什么唯独辜鸿铭这么受追捧？因为他有自己的理解。在英国的13载岁月让他清楚明白该用怎样的语言，该去如何举例子打比方，才能让西方人读懂中国文化，它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传统中国人所不具备的。

在翻译过程中，辜鸿铭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加深，1915年他出了一本名为《中国人的精神》的书籍，向西方社会展现出了与以往认知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温良，温良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

这样的观念引起了饱受一战摧残的西方反战人士的共鸣，他成为了中国对外的文化形象代言人，也是当时中国最为“狂妄”的儒生。那个时候西方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泰戈尔、托马斯泰、毛姆等上个世纪最为顶尖的文学创作者纷纷与他交好，前往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时必定要拜访他，他却不一定接见，因为怎么能够让西洋人想见谁就见谁？

逃离北大：

看到这里你可能要觉得，这样堪称“人生赢家”的辜鸿铭，似乎跟《觉醒年代》中的那个老顽固相去甚远。其实并不是，他们还是同一个人，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你无法仅仅只看某一方面就概括出一个完整的人。

辜鸿铭在学识方面是领先的，进步的，但在思想方面的确是顽固的，这也跟他的经历有关系。辜鸿铭并非是土生土长的华夏儿女，他是后来才开始接触到华夏文明的，因此在他看来，华夏文明与“天地君亲师”，与“仁义礼智信”已经老老困绑在了一起，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封建帝制就是华夏文明的本质。

他不是低层百姓，没有感受到清政府带来的痛苦，反而他在中国的成就，很大原因来自于清政府的支持，因此他的思维已经定格，无法转圜。他觉得封建帝制，觉得清政府就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所以他坚持留辫子，认为革命是“暴动”。

辜鸿铭对帝制彻头彻尾拥护，这让他哪怕拥有一定的学识，却注定在文风开放作为当时文人变革根据地之一的北大格格不入。蔡元培曾经担任过一段时期的校长，他知道辜鸿铭是个有真学识的人，因此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倡导下，辜鸿铭还是被他请来上课。

引语中的那段话其实就是辜鸿铭曾对北大学子们所说的一句肺腑之言，他知道自己跟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已经有些格格不入，但对他来说，封建帝制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了他文学道路的信念，如果放弃了对帝制的坚定，等于完全否定他自己，他无法做到。

辜鸿铭与北大最为尖锐的矛盾来自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时中国各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但作为北大教授的辜鸿铭却公开在英国人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北大学生是“野蛮人”。

作为一个被列强压迫着的正在谋求出路的国家，辜鸿铭却在压迫自己的列强所办的报刊上公然诋毁同胞们的反抗，这让哪怕风气再开放的北大都无法容忍。辜鸿铭此人跟我之前写过的另外一位“被时代抛弃”了的人很像，那个人就是曾经做出过复辟举动的张勋，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坚持，忠心且热忱，只可惜与时代发展相违背。

在北大的最后一堂课上，辜鸿铭对北大学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教诸位学习英文，是希望培养对中国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国化或英国化的洋奴，望诸位同学知我苦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923年蔡元培从北大离职，“末代狂儒”辜鸿铭也连忙逃离了北大。

晚年倍凄凉：

辜鸿铭少年意气风发，中年功成名就，到了晚年却倍凄凉。从北大离开后他选择去往日本，以为承袭了华夏文化的日本能够让他施展抱负；但呆了几年后，他却被日本已经展露出来的军国主义思想所震惊，只能无奈又回到国内。

1928年，辜鸿铭在北京去世，卒年71岁，属于他的热闹早已退场，在孤独的道路上蹒跚行走，最后也只换来一句：“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晚清到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一段时期，这个时候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都跟以往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旧思想、中外文明在这一刻交汇相融，碰撞出了巨大的火花。

生活在民国时期的那些人，其实更能突显出人性的复杂化，哪怕是那些威名赫赫的将军们，或者家喻户晓的文人学者，他们的人生道路其实也充满着矛盾，也并非全部正确，就像文中辜鸿铭，在文学领域他光芒万丈，但在思想领域他却被过往所束缚，至死未能释怀。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也有兴趣，不妨看看这本《从晚清到民国》，体会百年前的民生文化，市井生活，都在此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