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为什么重视嫡子

如唐太宗杀兄代之。再如唐睿宗选了庶生子李隆基作为继承人。这些也是他们身上集体潜意识的体现。并且，统治者也把这种集体潜意识直接转化投射到了自己后代身上——转化、投射都是精神分析流派中将自己无意识冲动导出来的方式。

据《旧唐书·褚遂良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弟及庶子数将五十。”同传有褚遂良指责唐太宗：“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 而复宠爱魏王， 礼数或有踰于承乾者， 良由嫡庶不分”

可知李世民有嫡长子李承乾，但是李世民尤其喜爱自己的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泰颇受太宗恩宠 ,唐太宗给他的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承乾。

此种宠爱其实就是他们集体潜意识投射到现实的表现，即他们对嫡庶之别不如传统中原人的看重、他们的一种“慕强”心理。但也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没有收敛地投射与转化，使得统治者对李泰的宠爱无以复加，导致了太子谋反死亡和李泰的被贬。

褚遂良对此就说：“陛下比者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爱之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 。”但是无论如何，这也给了唐代后人一些启发，即取嫡长子而代之。也正是因为统治者自身的问题，使得嫡庶之别的观念越发弱化。总而言之，在唐代，不管是人才选拔方面还是统治者自身的观念上，嫡庶之别已经在逐渐淡化。

二、制度的影响

1、科举制度

其实，从隋朝开始，嫡庶之别的观念就开始弱化。到了唐代，嫡庶之别更加不如北朝这样明显。而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

首先，科举制度的沿袭和发展，使得庶生子和寒门能踏入朝廷，这些人一旦入朝为官，便会为自己寒门、庶生子这个群体的利益奋斗，并且这也使得皇帝手中权力得到收拢，为打击士族、豪强积蓄了力量——而一般来说，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支持者就是这些士族和豪强。

如武周名臣李昭德，他就是个庶生子，以举明经入仕，后成为武则天朝大臣。有文载： “昭德，即乾佑之孽子也。强干有父风。少举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

并且武则天时期还有了武举，这就更加为寒门和庶生子开辟了一条能得到权力的路。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放宽，身份已经不再是选拔人才的关键，本身的能力才是选拔人才的关键。

这种改变使得军权得以更加集中。同时这种改变也使得庶生子、寒门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嫡长子和庶生子之间的区别也得以减少。

2、财产制度的变化

并且由于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使得唐代财产继承制度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相辅相成，这种财产制度的变化又弱化了嫡庶之别的观念。

这种财产制度的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这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有莫大关系——其实无论哪一种制度发生改变，这都是生产力、文化、社会等因素一起造就的，财产继承制度也不例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种大趋势，就是嫡庶之别的不断弱化。

唐宋时期，财产分配继承上已经开始实行“平均制”，根据唐律明文即：“诸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

这便是平均制，从“平均制”的出现，可以再一次看出唐代的嫡庶之别已经弱化了不少，嫡庶之别的弱化已经从政治转移到民生，也就是说观念的受众开始由官员转向黎民百姓。

且据《唐明律卷》：“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由此已经可知，唐代在财产继承分割的律文中并未刻意孤立庶子，律文所规定的是：“有罪等罚，家财均分”。

即庶生子的财产继承权得到了改善，此时庶生子经济基础和选拔人才制度都已经得到了改善，可以得知，庶生子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等已经得到上升，嫡庶之别观念越发弱化。而且，在唐代律文中，“嫡庶”一词出现次数已经大不如从前，大多数是以“兄弟”一词代替，可从上文的唐律明文知晓。

综上所述，隋朝开始，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嫡庶之别观念开始被削弱，唐朝时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延续，唐朝选拔人才时对才华地看重，唐朝统治者本身对这种观念并不是如此地看重，中央集权地加强，唐初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唐朝财产分配继承制度的改善，以及其他种种唐朝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庶生子和寒门在唐朝时地位得以上升，也使得在唐朝形成一种了大趋势，即嫡庶之别越发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