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百姓是怎样闹元宵的

本来隋文帝欲令正月十五上元日大肆燃灯，与民同乐，结果看到柳彧的奏折后，心中大为不快，于是召见其问曰：“卿欲阻朕清兴也？”虽然这么说，但崇尚简朴的隋文帝深思熟虑后最终还是下达了禁令，于是元宵灯节的欢庆活动一度中断。

其实，元宵的欢庆节俗被禁，之前也有先例。比如在北朝时，由于元宵节盛行一种“偷俗”，就是以偷取他人物件为取乐，还互不为怪。《魏书·孝静帝纪》中有载，这种偷俗曾在北朝东魏时被禁。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8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但有些已经深入人心的习俗，往往禁而无效，之后的“偷俗”更是伴随着元宵灯节的发展而广为流行，有些地方偷财物，有些地方偷蔬菜，称为“偷青”，到金元时期，甚至还偷人，“虽窃至妻女不加罪”，当然这都是调笑谑闹的行为。

话说隋文帝下的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欢娱禁令，也没有实施多长时间。隋炀帝继位后，这位以奢糜淫侈著称的皇帝，非但撤销禁令，反而将元宵灯节的欢娱活动搞出更大的动静。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为了向各国使节以及商客们炫耀隋朝的声威，便召集天下舞乐艺人齐集京都，统一进行教习培训，在正月十五元宵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就是说，那歌舞的场地绵延八里之遥，文武百官在沿路搭起看棚，通宵达旦地观赏，这浩大的阵势可谓摄人心魄。而表演者则“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耴者，殆三万人。”可见，精美的演出服装、谐谑的装扮以及庞大的阵容，足以极一时之盛。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元宵灯节，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虽然在隋代以前的元宵节，已有“鱼龙烂漫”等百戏活动和张灯结彩等各种习俗，但基本上都已简朴为主，而且也都各自以家庭或小范围为单位进行，没有大张旗鼓集于一体的狂欢活动。而到了隋代，则慢慢演变成规模化并走向成熟，也为后世的节俗奠定了基础轨型，还被纳入官方制度，成为官方节假日的大型欢娱活动。

尤其到唐宋时，庆贺元宵灯节已达到鼎盛，唐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唐代元宵节灯火璀璨、游人络绎不绝以及狂欢达旦的情景。唐代，官方将元宵灯节延为三夜；北宋时期延为五夜，皇帝还亲自主持观灯仪式；南宋时期延为六夜；至明代时，更延为十夜。

历史上的元宵灯节是一个被官方认可和最为独特的节日。从汉代开始，平时严格“禁民夜行”的宫城守卫军，在正月十五元宵夜，就会驰禁“放夜”，允许百戏自由进出，这是元宵节独享的特殊待遇并一直被沿袭。此外，元宵灯节中全民广泛参与的程度以及规模的盛大，都是其他节日无法比拟的。

最主要的是，元宵灯节中大众百姓们可以百无禁忌、欢笑谑闹及肆意恣纵的行为，可谓极大地颠覆了封建社会的准则。在大众百姓欢闹的背后，潜藏着许多叛逆和暧昧心理，比如“男为女服”、“男女同游”，“等级不分”、“以偷为戏”等等，都是背离封建礼教的行为。特别是女子在这节俗中，可以摆脱平时饱受的约束，借着元宵灯节之俗，打扮得光鲜靓丽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肆意尽欢，从而获得极大的身心自由和满足。

还会因此发生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等。宋代时，司马光的夫人，在元宵夜将自己美美的打扮一新，出门赏景观灯，司马光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答道：“兼欲看游人。”可见元宵灯节之夜，女子可以理直气壮地出游，赏灯观人，一逞其愿。

在柳彧之后，对元宵灯节之夜开放狂欢的禁绝之声未曾断过，但只闻雷声不见雨点。相反，元宵灯节的狂欢仍已极强的生命力延续到清代。纵观大众百姓们，在元宵灯节狂欢嘻闹中，舒张调节了情绪或缓解疲劳的状态，在短暂的释放中获得欢欣愉悦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