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九叠篆的发展历史

金代的官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所有官印无一例外，均有叠笔。二、每印并非每字皆叠，如“行军万户地字之印”“行军”中“印”三字和“山东路副统军之印”中“统军”“印”三字没有叠笔。三、 同样的印文叠笔并不相同。如“都统之印”，唐县发现的和内蒙古发现的叠笔并不相同。

宋金时代的叠篆制度记载很有限，特别是具体的叠篆之法，更是语焉不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叠篆字形的处理办法，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直线变曲线。通过对直线的加屈，把相对简单的线条变得复杂，使得稀疏的笔画变得茂密。这是叠篆的主要标志，所谓八叠、九叠等等均以此为准。北宋“内府图书之印”是典型的例子。“内”“之”“印”字都是在尾端伸展处加叠。“府”字中“付”中，“寸”是尾笔伸展叠笔，而“人”却是把两笔直线改成平行的曲线。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印面越大，叠得越多，字数越少，叠得越多。“元帅府印”四字，“元”字六叠、“帅”字七叠；“都元帅府印”五字，“元”字四叠、“帅”字五叠；“元帅监军之印”六字，“元”字三叠、“帅”字四叠；“元帅府监军印”六字，“元”字二叠、“帅”字三叠。

其二，单线变复线。如山东苍山兴明乡出土金末铜印，叠篆：“虎威副都尉印”。右侧凿刻“壬辰年正月春”，印钮上刻“上”字。其“印”字上部少一笔，“副”字内“田”中“十”，写成双钩“十”。

其三，改变结构。为了增加叠笔，或者便于处理叠笔，改变结构是常见的现象。如上述金代两个监军印相同，一个比较工整，一个比较粗放，两者字形、叠笔不同。其中“监”字，前者下部“皿”字似“亚”，后者似“巫”，写法不一。有的只是笔画的改变，牵动了整个结构的改变。如“元帅府监军印”中“印”字下面部分行笔方向相反，便于顺势加叠。

其四，采用减笔字。某些笔画繁多的字，没有空间可以加叠。就采用它的异体字，无论俗体或者古体，只要笔画少即可。例如金代“行军万户地字之印”中用“”字正体，而在“万户往字号印”中却用俗体字“万”，不用正体“”，用了俗体“号”。前者因为笔画繁多，没有叠笔，后者笔画变少，均有叠笔。九叠篆的叠要害在于增笔来平衡疏密，因此手段是多样化的。

宋之叠篆，虽未称为普遍的官印制度，却成为辽、西夏的官印格式。契丹文、西夏文是采用汉字形式创制的民族文字，它们与汉字关系密切，依然沿用汉字的一些制度，楷书、篆书、草书具备，印文也采用叠篆。辽之契丹文官印、如辽宁凤城发现的契丹大字印，西夏的西夏文官印，“戊辰五年印”。

如元代的八思巴文官印，如河北东光发现至元十六年中书礼部造“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印”。都仿造宋朝制度使用叠篆盘曲缠绕，酷似汉文。元代的汉文印使用九叠篆，文字基本与金代官印一致，可知两者的承袭关系。北宋以来，叠篆实际成为官印的象征。

官印叠篆制度在明代得到完善。成化时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门特小，且用铁铸，篆文皆九叠。”《明史·舆服志四》：百官印信，正一品至从九品，乃至未入流者条记，“俱直纽，九叠篆文”。又“其他文武大臣，有领敕而权重者，或给以铜关防，直纽……九叠篆文”。

又洪武二十三年，“巡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御史印用八叠之说仅见于《明史》，八叠与九叠实在难以区别，实际操作并不容易，至今也没有发现此类八叠印章，恐是仅仅在洪武年间使用，以后废除了。明代正史出现了“九叠篆”这个名称，“九叠”之“九”含义多有说辞。

万历年间沈德符《野获编·列朝二·符印之式》：臣下印信，则文武一品二品衙门，得用银造，三品以下俱用铜，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两京兆虽三品，印亦银铸，则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叠篆文，不知取义谓何，唐宋以来并无此篆法，盖创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 沈德符唯知当朝，不知宋以来已经流行叠篆之法，“乾元用九”作为九叠出意纯属猜测。

按《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熹本义：“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九叠篆柔屈盘缠，字之至柔。体现以君道之阳刚驭臣下之阴柔，所以天下大治。不过沈德符的说法，已经说明“九”不是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