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

总之，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大概是受本土玄学影响太重，其中加入了大量玄学概念、词汇，不仅不利于佛典原义的表达，又难以为一般人理解，这大概就是后世研诵此时期翻译出的经典者不多的根本原因。也是东晋后，佛教界出现多次关于重要典籍、重要佛学名词之辩论的原因。

西晋的佛教传播，在民间仍停留在建寺供僧求福报的层面，当时已出现手抄的“供养经”，敦煌曾出土的《宝梁经》，土峪沟出土的《诸佛要集经》即属此类。对于士大夫们来说，佛法的弘扬仍旧偏于学术研究、文字功夫，至于真正有心法传承，真为解脱生死而入实修者，基本未见于文献记载中。

从学术界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学佛人，主要以翻译、研习、讲解经典为弘法。其实真正的信仰者应当明白，佛法是心法，若无佛陀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心法传承，靠研读佛典求解脱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释迦牟尼佛因实修成道后才演说的三藏十二部，不是通过研习经论而成佛的。有因缘的人，一听相应佛经，当下明了就当下解脱。若因缘不契，纵使读遍千经万论，讲解义理天花乱坠，也与解脱成佛无关。反而因给人们造成了“修行就是研习佛典义理，讲经即是弘法度生”的错觉，成为魔业。自己尚未解脱，怎么能翻译涉及甚深见地的了义经典？怎么能讲经弘法？若自未解脱，必不能令他人解脱，此时讲经不是弘法，是行魔业！

佛教发展至西晋，翻译事业更盛，译出经典更多，信仰者也相当普遍。据法琳《辨正论》记载，当时洛阳、长安的寺院就有百余处，僧尼共三千余人。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佛教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但从正法的弘扬看，这些除了与众生结缘，保留下一些佛典文献，对于实修，对于众生的解脱毫无意义。

而且，由于在译经、讲经过程中，晋代的玄学概念、语言太多的渗入，反而给众生造成了许多错误概念，尤其是对“般若”、“空性”等名词的误解，直接障碍众生的解脱。这些涉及甚深见地的内容，本来是超越言语的，只有依止明了者，通过心法传承的加持，才能真正明白。所以说，西晋佛教的发展仍是正法传入的准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