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杨镐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看似四面张网八方合围的吓人阵势可以震慑敌军。更为愚蠢的是，他还派后金逃兵带书信给努尔哈赤，夸大其词地宣称明朝集结大军47万，并告知真实发兵日期，企图威吓努尔哈赤及后金上下。努尔哈赤与明朝交往日久，自然深知其诈。这种蠢行非但没有吓住敌人，反而暴露了明军的作战部署，完全丧失了出敌不意的效果。于是努尔哈赤相机制订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优势进行各个击破。

在作战计划方面，杨镐既没有为各军指定明确的作战目标（只是笼统地称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也没有指派相互配合策应的作战任务。四路明军总兵都称“主将”，互不统属，在300公里长的战线上分头推进，近乎各自为战。在这种混乱的部署下，杨镐在大军开进后即失去对部队的掌控。整个战役期间，他一不派斥候部队侦察，二未掌握一支强大的预备队随时投入关键战场，对敌情和前线战况始终处于茫然状态。直到兵败的消息传来之时，杨镐才知道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时值早春，辽东大雪纷飞，寒风彻骨，天气状况根本不适合行军作战。但大明糟糕的财政状况已经负担不起拖延战事带来的沉重消耗。在内阁和兵部越来越严厉的催促下，惊惶失措的杨镐不顾部下将领的反对坚持出师。明朝四路大军在当天同时从辽阳校场分道出征。88000名来自大明南北各省广大地区的官兵们在积雪的黑土地上艰难跋涉，向着即将吞噬他们和大明国运的林海雪原迤逦而去。

萨尔浒前摧兵锋：速攻战术，玩不转

明朝西路军约3万人，于1619年二月二十九日越过二道关。总兵杜松抢头功心切，星夜兼程，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在三月一日进抵浑河岸边。杜松行伍出身，与蒙古部落百余战无一败绩，由一个普通士兵升至总兵，是当时名将。不过他虽勇猛但智力不高，非常轻敌。他看浑河水浅不及马腹，竟然脱衣赤膊渡河，部下劝他穿上盔甲，他说什么“入阵披坚,非丈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便率领部分骑兵快速渡过河，将辎重车营远远抛在后面。明军野战倚靠的火器装备主要配置在车营，而轻装前进的骑兵，火器不会很多，也不可能携带什么威力巨大的铳炮。现在杜松带着骑兵脱离车营单独行动，这表明他希望用速攻战的方式直捣赫图阿拉，打努尔哈赤一个措手不及，这就是著名的“捣巢”战术。过去明军用类似的战术对付蒙古鞑靼部时屡试不爽，然而用来对付后金，效果又将如何呢？

速攻战必须具备两个要素才能成功。一是突然性，在敌军不知情或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抢占战略主动权；二是以强击弱，进攻方必须拥有更强的力量、兵力集中以及更精良的战役组织去攻击力量较差、抵抗意志薄弱或者溃逃的敌军。如唐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突袭定襄一战，以及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倭乱”日军第一阶段作战就是典型的速攻战。但是，如果遇到战斗力强、机智灵活的敌军，速攻战就很容易演变为“轻军冒进”，从而遭到迎头痛击招致惨败。最典型的战例要数1943年哈尔科夫战役中孤军冒进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在后勤不济、人员装备损耗过大的情况下遭到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凶猛反击而溃败。

可见，要打出一场漂亮的速攻战，正确把握敌情，知己知彼至关重要。然而，鲁莽骄傲的杜松对他强悍的对手一无所知。与蒙古部落一盘散沙，多以骑兵游击袭扰，不做正面死拼不同，后金军以八旗编制统一了军事力量，作战以步骑混编，正面冲杀的战术为主。后金八旗每个作战单位分长甲（骑兵）、短甲（弓箭手）和两重甲（重装步兵）三个兵种。战斗时，穿戴重甲的骑兵和重装步兵冲锋在前；穿短甲（两截甲）擅长射击的弓箭手在后火力掩护；最精锐的禁卫骑兵“巴牙喇”则在侧后压阵，作为总预备队，随时接应和支援。杜松既昧于大势，当然也谈不上针对性地改变战法了。他就这样冒冒失失带着部分人马赴战，结局已然注定。

杜松一路与后金主力首先在萨尔浒附近的山谷吉林崖和界藩山上等地交锋，明军开局颇有小胜，打破了后金的两个前哨营寨。但等到由后金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人率军赶到后形势大变。杜松攻打吉林崖的前锋受阻，后方驻扎在萨尔浒大营的部队又遭到努尔哈赤亲率五旗大军3.5万人的全力进攻，遂遭分割歼灭。明军尸横遍野，散落的军器和尸体像流冰一样随着浑河的浊流旋转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