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内容简介

编辑：luyy发布时间：2020-07-17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23]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24]。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25]，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26]具之矣。茅顺甫[27]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28]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29]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30]，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31]，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32]为法。古文不取六朝[33]人，恶意靡[34]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35]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36]、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