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的影响

这里承认，黄宗羲所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虚君重相的“立宪”主张，已在世界各国得到验证。他在《冥契》一文中指出，黄宗羲主张公天下，否定君主的至尊地位，由近代“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立宪政”而日治可证：“黄氏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冥契》从世界政治趋向民主制度的角度，对《明夷待访录》进行了富有时代感的定位和诠释。1908年7月10日所写的《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一文中，他一边批评黄宗羲，还一边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余姚者（按：指黄宗羲），立宪政体之师。观《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固无可非议也。”（《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26-428页）

以章太炎为盟主的国粹运动，在1910年章氏发表《非黄》一文以前，一直都对黄宗羲的思想十分推崇。黄宗羲的名号频繁地出现在国粹学派的笔下，《明夷待访录》等论著也愈来愈多地受到人们的赞扬。

国粹派先驱邓实主办的《政艺通报》，于1903年冬刊载马叙伦的《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把《明夷待访录》否定君权与排满革命相联系，并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

由林獬主办的《中国白话报》，于1904年初发表刘师培的《黄梨洲先生的学说》，更直接把《明夷待访录》与卢梭的《民约论》相比较，表示对黄宗羲“五体投地而赞扬靡止”（参见朱维铮，第357页）。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于1902—1903年写成震惊中国的《革命军》，以尖锐、犀利的文字抨击君主专制，指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君主们“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家天下行为，并指出“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参见吴雁南等，第181页）。这些言语都十分类似黄宗羲的《原君》篇，可以说受到了《明夷待访录》的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