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的观点

在富民观念上

浙东学派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强调国家应以“保民”、“养民”为最高职责。在为何富民和怎样富民的问题上，儒家主张：

一是要以农为本，致富的办法是“强本”、“务本”；

二是在富民的目的上把强国放在第一位，认为富民是为了强国；

三是在富民的原则上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论。

而浙东学派的富民思想立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首先，他们所重视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认定“商贾”与“力田”一样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们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夫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富国和富民，富民是第一位的。再次，他们反对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黄宗羲一再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不能“夺富民之田”，主张对富民也进行授田，“听富民之所占”，反对均富。这种富民观念显然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

在义利观念上

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重义轻利。“浙东之学”被朱熹指斥为“专事功利”。这说明浙东之学的“义利观”是与发达的商品经济要适应的，是与重实利讲功效的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的。黄宗羲对孟子的“何必曰利”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其一，孟子所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正言仁义功用，因此是义蕴含利，义利统一的。其二，事功与仁义并未分别，“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非孟子所说仁义。其三，他还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是人的生存需要。人应尽其所能为社会服务，但社会对个体的地位和权利也不应漠视。这就基本上确立了与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义利观。

值得一提的是，浙东学派的这种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义利观，由于切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因而从明清以来一直对浙东社会有深刻的影响，世代相传，庶几已成浙江人的文化自觉，而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也成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