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与之的主要影响有哪些

而在具体战术使用上，崔与之有其独特的做法，其战术思想主要有：

（1）侦察敌情，知己知彼：崔与之对“使间”十分注意，他通过这些“间谍”侦察，了解到金国内部的变乱、蒙古军对金的攻势及山东红袄军起义等北方动态，又深知金国由于未能获得岁币，“欲以兵胁取”。正由于他对敌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在扬州时，他不以一战胜负为依据，而是从双方形势判断，出宋军仍可固守，并认为败后议和将会遭受屈辱。

在四川任上，崔与之也“厚间探者赏，使觇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如此，便能有效地了解金军的动态，以便采取对应措施；

（2）连环筑垒，统一指挥：崔与之认为在作战时，需把握全局，协调联防，才能取得有利地位。为此，他在“淮阴、宝应、滁州，筑城浚壕，措置守御”，又于楚州青河口“筑城置戍，可守可战”，并“乞置副都统于楚州，以总内外之兵”。使山阳、淮阴之间形成了首尾相应的常山蛇阵势，有效抵御金军南侵。

同时，他反对罢去两淮（淮东、淮西）制置使司的决定，强调统一指挥的重要性，认为两淮无总帅则不能及时救援，“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缓误事矣”，不利于整体战局。崔与之的做法确实取得了成效，在扬州任上，他控制了两淮局面；在四川任上，则保持了巴蜀安全，使金军不敢贸然南下；

（3）训练士卒，增强实力：崔与之重视练兵，他认为兵不在多，“在素练耳”。在扬州任上，崔与之把诸军分作三等教阅，明细职责，以提高战斗力，“由是淮东军声大振”。他还“料简丁壮，选材力服众者”，招募万弩社、万马社人员，“仍选材智出众者统之”，由官府资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4）分化敌方，瓦解攻势：为更有效地瓦解金军攻势，崔与之采取分化敌军的措施，其重要措施便是重赏投奔南宋者。如在四川时招降金国万户呼延棫，“籍其兵千余人，皆精悍善战”，又昭示边关，公开纳降，使得金国内部”上下相疑，多所屠戮”。在对待广州摧锋叛军时，崔与之也亲自劝谕，分化叛军，使大部分叛军投诚，少量首谋者在逃亡端州后也被擒杀。

总而言之，崔与之在淮东及西蜀，均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策略，在其苦心经营下，淮东晏然，蜀中大治，因此时人称他为“岭南古佛，西蜀福星”。

文学

崔与之的诗文洋溢着强烈的事功色彩，他的诗风朴质、恢弘、务实；词风亦颇为稳健，有“粤词之祖”之称，对后世岭南词的创作影响很大。《粤词雅》认为其词“非雄直而何”。

崔与之的爱国篇章当推《水调歌头·题剑阁》，这首词作于他出知成都府，担任入川卫边重任之时。词中借助壮阔悲凉的景象来表达慷慨悲凉的爱国之情，表现了两重主题：忧国忧民与志在丘壑。词中的“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梅岭绿阴青子，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渲染了一种慷慨悲壮的崇高感，怀乡与报国的主题互相映衬，这是唐代边塞诗惯常的手法。该词结构严谨，风格激昂雄壮，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喷薄欲出。

为生民立命，报效国家，是崔与之诗词的重要主题，他的为数不多的留存于世的诗词中，这个主题不断得到表现，比如他在友朋酬唱赠答的作品中，多为劝慰对方戮力王室为国尽忠的内容。如《送夔门丁帅赴召》中：“坏证扶须力，危机发更难。胸中经济学，为国好加餐。”

崔与之虽对个人命运抱着“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但也不得不把政治苦闷委之于神秘的命运。在他的诗歌中，有三首诗是送给相士的。如《张进武善风鉴》其一曰：“谁将伏豸夸颅骨，我有盟鸥吒肺肝。坎止流行随所遇，何须觅梦到邯郸。”虽然说面相不凡，可能官运亨通，但还是流露出一种自我调侃式的推脱：我已像杜甫那样，和鸥鸟有约，要隐居了。这种情绪其实是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无奈。

和两宋之交的名臣李纲一样，崔与之对乡居生活充满了渴望。由于种种原因，他多次请求致仕，回乡后又数次推辞朝廷的任命。与此相联系，他的许多为官期间的诗歌流露出孤寂的情怀，如《峡山飞来寺》《杨州官满辞后土题玉立亭》二首，使其宦海漂泊的孤独萦绕心头。

儒学

崔与之所治的儒学流派被称为“菊坡学派”，后世将其人尊为岭南三大家之一。“菊坡学派”被认定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宋元学案》将崔与之收录于《丘刘诸儒学案》之中，称其为“攻愧（学者楼钥）讲友”。

崔与之及其学派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较少，甚至揭出“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宗旨，具有明确批判理学的意识。他治学从不高谈天理性命，从政则注重经世致用。其所倡导的学风，在客观上抵制了南宋后期理学的蔓延趋势，使之未能在岭南地区广泛传播。学者张其凡评价道：“综览宋代岭南的理学人物，均不足以与崔与之、李昴英相颉颃……南宋后期至元代初期，岭南学术的主流学派是‘菊坡学派’，这也是当时岭南唯一可与内地抗衡的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