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军事思想的特点

把握“剿抚并用”的治平准则

王阳明平叛治乱杂于王霸之道，“仁政”“德治”无法施展时，侧重于武力征剿，条件满足时则尽可能采用招抚教化举措，始终秉持“树德务滋，除恶务尽”的训诫。

平南赣时，认为“民乱”的根源在于百姓生计困难、官府腐败不作为或处置不当导致真盗真贼钻了空子，认识到有司滥用招抚是致使民众无所适从、于盗贼不能起到震慑平抑作用的主要原因。

因此王阳明每次平乱都是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并多采用分化瓦解、化整为零的策略调控正面压力，如推行“十家牌法”，整肃后方和稳定内部的同时，起到了孤立盗贼的作用；平定宁藩时，王阳明不滥施杀戮而大量投放“投首牌”，发布“安民榜”，承诺“惟首恶是问”，对心怀奸佞欲图不轨的严惩不贷，对胁从人员则只要自首即可免罪。

这种区别对待有效地瓦解叛军、防止民变，更为极力减少平叛和战后建设阻力打牢了基础。

征讨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八寨，王阳明认为两广变乱起于土官的相互仇杀，事关土官流官改制施行、治理矛盾日久不解的问题，而不能以寇贼兴乱荼毒生灵来定性，更不能以单纯军事行动征讨解决，清醒地看到都御史提督军务姚镆虽通过武力征讨擒获反叛土官岑猛父子，但随后又激起其部下卢苏、王受再次拥兵造反以致兵败束手无策的结果，认为“自责自励，修我军政，布我威德，抚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余力”才是根本。

对之前单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明确整顿军政、重树威信、安抚百姓才是正道；随后做出息兵罢饷、休养生息的柔化处理，除保留湖广永顺、保靖官兵防守城池，以待沿途粮草马匹齐备后发回外，营造了内紧不忘军备、外松安抚民心的氛围，很快卢苏、王受便请降了，这种不以杀伐建功的做法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褒奖肯定。

着力“稳固后方”的建设思想

王阳明三次受命征伐均展现出崇尚“伐谋”“伐交”的兵家智慧，在战前部署、战中运筹及战后建设方面，又表现出以体恤民情的善治为根本、实现“弭盗安民”最终目标的儒者风范。

平南赣过程中，出台并大力推行“十家牌法”，以“家牌”为载体，登记每户人数、房屋数、户籍、姓名、年龄、职业、身体情况等信息，及时稳定人丁，摸清底数，采取类似“连坐”的方式促进相互监督，在战时从制度上增强各家各户联络、方便统一管理进而“清理门户”稳定后方的同时，也为战后治理打牢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十家牌法”根本着眼还是在于营造培养劝善惩恶、礼让敦厚的民风，与随后推出的“南赣乡约”相协调，使管理与教化相配合，很快就实现了安定生活、端正风气的目的。

另外，注重及时应对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如宁王叛乱前夕吉安十三个县即已遭受旱灾，宁王曾发布“伪命”减免税负、收揽人心，军事平叛初步完成后，百姓对减免税赋的举措无所适从、普生疑虑。

王阳明凭借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及对战后百姓疲弱情势的体恤，认为如果还要征收税赋将很可能再次激发民变，为尽快稳定民心、推动战后各项秩序恢复重建，立刻呈上“旱灾疏”提请“暂将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税粮通行优免”，在面对第二年旱情有所加重而军民未获赈济反追征赋税的现实，再次提请宽免两年的钱粮税负。

思恩、田州等地“叛乱”平定之后，基于不具体区分情况普设流官激起民变的现实认识，及时提出“益仍土官以顺其情，分土目以散其党，设流官以制其势”的对策，即设流官知府与土官知州相结合、辅之以土官巡检的方式，解决顺遂与管理的矛盾。

同时，王阳明也清醒地看到“土夷之心未必尽得，而穷山僻壤或有隐情”无法确保“流官”之制能有效施行的实际，采取“以其所以处之之道”发挥目长、父老子弟等良善之民的示范带动作用管控“顽钝无耻之徒”，确保社会生活秩序的总体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