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后半生：尘世间的孤独过客

晚年，张爱玲的身体一直不好，饮食也马虎。虽然她自称“最重视平衡饮食”，“除了淀粉质吃的少，高蛋白胆固醇太高，影响心脏。现在也改吃脱脂牛奶了。”

但是，她所住公寓的管理员却看到她经常买冷冻的盒装食品，她也自述经常吃鸡肉派。“因为没厨房，不得不吃馆子的时候就叫个青菜炒肉片之类，不吃饭，把菜全吃了，荤素都有了。”

她一直认为有一种来自南美、小得肉眼难以辨别、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在困扰自己，曾经告诉朋友“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她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一发现所谓的跳蚤，就马上搬家。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3年多时间里，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搬家总数达180多次。

因为搬家，她把自己翻译了十几年的英译《海上花》手稿弄丢，也把许多信件弄丢。她在给友人的信里抱怨：“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主要去看医生。”她叫杀虫人来，又老远到兽医院一两百元买了十只杀虫剂，但还是无效。“只好把东西存在仓库，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

1993年1月，她告诉友人庄信正，自己去打预防针，做耽搁多时的身体检查，结果感冒了一个月才好。“是我常有的笑话：看了医生回来就病了。”

1994年10月5日，也就是她去世前11个月，她透露自己“一直是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日久，非常焦灼。”

张爱玲也总是在避着人。“她只看报看电视，偶尔给几个好朋友写信，避免与人接触，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宋以朗说。她所住的最后一处公寓，门外就是小书店和修鞋铺。她有时也出来散步，但邻居跟她打招呼时，她只是回应一声“Hello”，就再也没什么话，很多邻居以为她不会说英语。

而在早年张爱玲有一次搬入一个公寓，管理员是个活泼健谈的中年妇女，热情和她攀谈，她真的告诉别人，“我不懂英语”。其实，她的英语非常流畅，并且典雅。书店老板也常常见到她，但她每次去书店，也是来去匆匆，不说话。

她吩咐过朋友，要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一样”，意思是不要去打扰她。装了电话，她也特意说明是“不能不装，万一生病，几条街外才有公用电话。还是不想打电话，号码请不要告诉人。”她的电话也不登记在电话簿上，“免得我接听不慎，把人都得罪光了。”

因为忙碌和劳累，她甚至也经常不拆看亲友的信，“连我姑姑的信也都不拆看，尽管担心她八十多岁的人，信上会有她病了的消息”。夏志清1985年给她的信，她到1987年才拆看。

许多年前，一位台湾的女记者，为了寻找张爱玲的“芳踪”，竟然去翻她住处的垃圾桶，从中搜罗了张爱玲的“生活线索”，敷衍成题为《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的文章。

张爱玲得悉此事，赶快逃之夭夭，并评论说：“记者淘垃圾的事使我毛发皆竖。尤其是临走因久病积下十廿袋垃圾，有一包东西混入垃圾袋内，里面有一大叠信。”“没什么秘密也很头痛。”后来那篇文章被《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拒绝刊登，张爱玲还特意托人致谢。

但文章最终还是被那位收入自己的文集发表了。这是张爱玲研究中的一段尴尬插曲。

张爱玲最后的日子，夏志清总嫌她“孤独冷清”，庄信正则以“旧事凄凉不可听”作为一篇纪念张爱玲文章的结语。但这份孤独是她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