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䜣生平经历介绍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䜣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䜣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䜣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

兴办洋务

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䜣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䜣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促成了同治中兴，奕䜣获得“贤王”美称。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

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䜣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䜣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䜣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䜣，也给予了奕䜣巨大权力。但随着奕䜣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䜣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䜣一直浮浮沉沉。

几起几落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䜣，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䜣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同治八年（1869年），奕䜣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户部尚书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奉懿旨加恩亲王世袭罔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䜣等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斥奕䜣：“此位让尔，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两宫太后干预，赏还亲王世袭罔替。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来访的英国的公使阿礼国说：“中国人非不知电报、铁路、轮船、开矿之利，然主权不能自操，与中国无益，虽有不若无也。”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䜣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奕䜣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䜣“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䜣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奉懿旨赏还亲王双俸。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奉懿旨，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在恭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请京中著名戏班演戏。

光绪二十年（1894年），奕䜣又被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

晚年去世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奉懿旨，此次奕䜣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赏给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䜣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䜣的坚决反对。奕䜣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

此后，奕䜣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䜣“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䜣也表示反对。闰三月，奕䜣病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数次前往探视。至四月初十日，奕䜣病逝，终年六十七岁。光绪帝得知讣讯后，再临祭奠，为他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赐谥号“忠”，加恩进贤良祠，并配享太庙。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