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

编辑:zhangj发布时间:2020-09-16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负面评价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

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

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

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客观评价

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

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