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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法租界内为何流行古装片

编辑:liunc发布时间:2019-10-31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的华界地区,随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从这一年的11月开始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为止,上海便进入了所谓的“孤岛”时期。

这段时间内,虽然上海的电影业在一开始陷入惨淡的局面,但后来由于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纷纷涌进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内,因此人口和资金的骤增使得上海的大众娱乐业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而上海法租界也因此成为“孤岛时期”的电影制作中心。

上海法租界如何成为“孤岛时期”的电影制作中心?

战争的破坏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使得上海的电影业损失惨重。几家主要的电影公司除新华影业还在拍片外,其他均遭受重创,无力复业:

明星电影公司厂址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驻南市部队司令部;联华电影公司因厂址位于法租界边缘的徐家汇,损失不大,但因人心动荡,大量工作人员离去,无形之中被解体;艺华公司位于租界的越界筑路地段,基本得以保存,但老板严春堂却被日军逮捕,虽最终得以释放,但公司也元气大伤;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则将摄影场出租,自己举家奔赴香港。

不仅国产影业因战争暂时难以复苏,就连外国影片的输出也一度发生中断,上海出现“片荒”。此外,租界纵然因宣布“中立”而得以避开日军的占领,但也未能完全置身事外。

战争伊始,两租界宣布戒严,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公共车辆全部停驶。受战争牵连,许多影戏院不得不中断营业,有一些甚至被改为难民避难所。根据工部局的统计,1937年租界内仅有25家电影院,比1936年少了12家。种种迹象无不表明上海的电影业陷入惨淡的局面。

不过,这种战时困境不久就被扭转。随着战争的推进,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纷纷涌进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内。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都不断集中到这个“中立”之区来。因此,尽管租界外炮火连天,杀人盈野,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的人口从战前的167万人膨胀到了400多万人。

大量难民的涌入,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大量的资金又涌入租界寻求庇护。租界内的经济活动逐渐得到了恢复,民众强烈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刺激了电影业的复苏。由于人口和资金的骤增,上海的大众娱乐业竟然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中日之间的对抗于1937年11月结束,但早在10月的时候,有一些电影院已经恢复营业。

1938年年底,租界内的电影院从25家恢复至35家,1939年增长为40家,已经超过战前租界内的电影院数量。1941年更是达到48家,其中法租界的电影院数量达到13家,亦超过其界内战争前的电影院数量。

至于电影制造业,1938年上半年,上海只有新华一家电影公司继续拍片,但是到了下半年,大约有10余家电影公司在营业,拍摄了接近30部左右的故事影片。这些制片公司大部分位于法租界内,因此上海法租界成为“孤岛时期”的电影制作中心。

抗日影片为何在租界禁止播放?

1937年之后租界的电影审查虽然基本上延续了战前的电影审查政策,但毕竟租界内外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发生了转变,所以租界当局也相应地对电影审查工作作出了调整。

租界当局严密审查与禁止具有爱国精神和抗日意识的影片,然而这并不是说对此类影片的严密控制始于“孤岛时期”。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不久,上海很多影片公司纷纷派摄制组前往前线拍摄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以此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但租界当局明确规定,禁止此类影片在其辖区内上映,并表示在中日关系没有恢复正常之前,禁止上演反映两国战争的影片,最终这些影片只能在华界上映。

1935年至1937年,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新一轮计划。受到爱国思潮激励的知识分子在文艺界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别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和“国防音乐”的口号,形成了一个国防文艺运动的高潮。电影界的民族情绪也很高涨,于1936年5月提出“国防电影”的口号,号召电影工作者以电影为武器来进行抗日爱国运动。

但是“国防电影”要么被租界当局勒令禁止,要么需要大量删剪。例如,电影《壮志凌云》因涉嫌鼓励人们抗日而被禁止在租界内上映,《十字街头》被勒令删剪若干镜头时,导演沈西苓曾叹道:“……在租界上,我们不能说一句收复失地;我们不能挂一张东北的地图……。”

租界当局并不只是禁止具有抗日精神的影片。事实上,租界对影片实施审查与禁止的原则是为了维持租界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平关系,从而维护租界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它禁止上演包括抗日影片在内的一切伤害其辖区内任何国家民众民族感情的影片。

譬如,1937年,租界当局曾勒令放映战争宣传片《新土》的日商东和电影院对影片进行删剪,只是该电影院并未完全遵守当局的命令,仅仅删去了租界当局反对的部分镜头,因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不满。

古装片为何盛行?

日军占领上海华界之后,就开始试图控制上海的电影业。日军在上海的电影审查组织由上海宪兵队、上海军报道部以及领事警察三个机构组成。其中,领事警察主要是对上海日侨居住区的电影放映实施控制,上海军报道部和宪兵队对上海其他地区放映的电影实施检查,且上海军报道部的意见在审查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不过,碍于租界当局的存在,日军的审查机构无法对上海租界内放映的电影实施直接的控制。但是,他们仍然直接前往影戏院和电影制作公司,要求负责人将影片提交给他们接受审查。

为避免给日本人提供干涉租界内部事务,向租界内派兵的借口,租界当局竭尽全力禁止其管辖范围内一切和抗日有关的活动。电影作为文化宣传的有力工具,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实施严格控制的重心。电影是否表达爱国意识以及抗日思想成为两租界电影审查机构开展电影审查时的主要评判标准。

1939年,租界的电影审查员在审查《木兰从军》时特别指出,这只是一部历史影片,本身不具有任何政治特点,最重要的是不包含任何抗日思想。日军方面,虽然宪兵队反对这部影片上映,但军报道部认为这部影片只是宣扬爱国精神,完全符合《教育敕語》的基本准侧,准其通过审查。

由于上海之外的很多区域已被日军占领,且战争严重影响影片的发行,因此是否能通过租界当局的电影审查对中国的影片公司来说至关重要。一旦影片被租界当局禁止,影片公司就要承受不小的经济损失。因此,影片公司深知必须要遵守租界当局的规定才能获得在租界电影院上映的许可证。

不止于此,只要这些作品的放映范围越出租界,就必须接受日军的审查后才能公开放映。在抗日宣传方面,这些电影制片公司的处理尤为谨慎,不能明目张胆,只能在电影中影射性地加入一些抗日的主题。由于古装片题材的电影禁忌比较少,电影工作者可以在制作古装片时借古喻今,以隐喻的手法借助于家庭悲剧或历史故事来表达内心深处对国家的热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当时古装片的盛行。

然而在租界电影审查人员日益严格的审查之下,即使古装片也并不十分安全,放映商要删除任何被审查员判定为与抗日思想有关的元素。不过一些通过审查得以上映的古装片,讲述了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

法国与德国交战失败后,于1940年6月成立了维希政府。8月末,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母国势弱,日军势强,这使得上海的法租界对待日军的态度比近邻的公共租界更软弱。依据1940年8月30日法国和日本签订的协议,法租界必须把一切被怀疑为亲国民党的中国抵抗人士递交给日本当局,必须反对一切反日反汪精卫政府的宣传,并且建立租界警方和日本宪兵队的合作关系。

由维希政府任命的新任法国驻沪总领事马杰礼(Rolandde Margerie)于1940年10月抵沪履职,开始执行与日合作的政策。租界内特殊的政治局势促使公董局电影审查人员在电影控制方面日益严苛。

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迫使电影工作者开始避谈政治,完全以市场回报和娱乐为导向,更注重商业题材的运作。于是纯娱乐性质的商业影片开始霸占上海的电影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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